1982年宪法的颁行是整个改革开放的奠基性事件，为改革开放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宪法基础。

必须弥补这两个缺陷的共识最终推动《行政诉讼法》(1989年）的出台。03  全球治理是在全球化情境下产生的。

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2018年3月20日发布实施），规定了监察法宗旨、依据和原则、监察机关及其职责、监察范围和管辖、监察权限、监察程序、反腐败国际合作、对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的监督等内容。2000年，行政复议法实施的第二年，全国行政复议申请量是74，448件，2014年为149，222件。行政法一般原则的功能在于，在法律规定抽象、含糊或者缺位的情况下，它们可以赋予抽象、含糊规则以具体的规范性要求，或者可以直接填补法律空白。第三，信赖保护的方式包括存续保护（保持行政行为不变）和补偿保护（因更重大公共利益的需要而撤销或变更行政行为，但对信赖利益的损失予以补偿）。更令人担忧的是，资本和权力又极易形成腐败的联盟。

而在推动政府负责任地、可信赖地退出方面，行政法及其不间断的发展，虽然不是唯一但绝对是举足轻重的动因。机构改革乃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成效究竟如何，也许较难评价，但四十年来始终以适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效能政府为目标之一，是有目共睹、众所周知的。1990年，行政诉讼法生效实施的当年，全国一审行政案件受案数是13，006件，到2014年，这个数字已达141，880件。

在中央立法阙如的情形下，从2008年至2016年，湖南、山东、江苏、宁夏、浙江等省颁布了本省内实施的统一行政程序规定，但目前也只局限于这些省份。如此建制，就是向世界和国人宣布，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政府不再像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而是严格依法办事的，是值得信赖的。的确，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就、行政改革、社会变化的同时，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腐败问题，行政、司法的廉洁程度都受到广泛质疑，从而也影响到执政体系的合法性与可信度。人类在时间轴上向未来不可知的行进，似乎总是在一个前方透着光亮的黑暗隧道里摸索，不可预见的困难和障碍会不断地冒出，而每一个新问题都有可能对治理体系和能力提出新的要求。

2009年1月7日，有律师向国家发改委申请要求公开与4万亿元投资有关的以下三个信息：递交审批申请的省市地区名单及项目名单。然而，政府应当是有效率的要求，在许多时候并不像只要记住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就能选择一条捷径那样简单，也不像A方案比B、C方案要少花钱，却可以达到同一目标X，所以就选择A方案那样容易计算。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政府应言而有信的教诲，商鞅变法徙木立信和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就是一正一反的典型。2018年8月18日，在中国知网上以篇名：公共治理为检索条件，可以查到1671条结果，以全文：公共治理为检索条件，结果是25，151条。仅仅依靠监察机关、监察法以及执政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和党法党规，是不足以预防和惩戒腐败的。在行政审判中，法院也从未用效率原则一如应用其他行政法原则那样一断案。

在如此关系之中保持长久的互动，唯有合乎理性、公正、诚信、开放、灵活、应责等要求，才能使公共治理真正具备理论预设的公共性、适应性、效能性、法治性、回应性、公平性等特征。狭义的比例（对称性），即行政机关拟实施的行政行为能够满足目的和手段的对称性和适度性。面对具有深远意义的政府变革，行政法不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其实，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都分别加强了对三种行政作用方式的程序约束，在作出决定前应当进行公正调查、应当听取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意见、与决定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必要时应当举行听证、禁止在夜间或法定节假日强制执行等，皆是防止行政机关恣意行使权力。

行政法一般原则与理性、公正、诚信政府 与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中国并没有可以覆盖适用所有行政领域、行政事务的行政法法典，如刑法典、民法典那样。当然，行政诉讼法只是建立一个侵权赔偿诉讼机制，而没有对赔偿范围、程序、方式和标准等作出明确规定。

因此，相比较而言，防范一个任意的、不守规矩的、不兑现转型承诺的政府，应该是更具重要意义的任务。行政法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建立和完善政府与网络社会的合作治理。

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界定，后两项的保护与公共利益需要的公开之间的关系。在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工业化和信息化进程之中，来自人类技术发展、制度设计、文明冲突的风险，如基因改良生物、药品、环境灾害、有害食品、电磁辐射与核辐射、网络病毒与信息技术破坏、经济与金融危机、恐怖袭击等，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健康、安全以及社会秩序。当然，在一些重要的、利润丰厚的基础性行业中，政府支配的国有企业仍然占据主导地位，集中度越来越高，如石油石化、钢铁、金融、电信、铁路等。若要行政诉讼、复议、赔偿在推动责任政府转型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尚需三个相互关联维度的协同进步。部门行政法约束行政作用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或许，正因为如此，尽管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行政法基本原则包括效率原则，可是，它始终未得到中国行政法学界普遍认同和重视。

针对具体问题，任何方案都具有两种性质：政治性和试错性。2018年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两个文件可为例证。

第二，行政机关应当回应主要的公众意见，尤其是简要说明采纳或不采纳哪些意见以及理由。而同时代这些治域的行政法，皆以民主、法治理念为基石，以控制、约束政府为主旨。

相比较而言，《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2015年12月23日）有更加全面的阐述，例如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基本理顺，政府职能切实转变，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环境保护等职责依法全面履行。这无疑会产生一种民主意象，从而让行政规则或重大决策的合法性/正当性有所增强。

毕竟，其所欲规范的行政决定基本定位于面向确定性的决定。换言之，在《行政诉讼法》施行的八年前，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已经有法律依据。作为一种适应全球治理的现象，它的确值得学界认真研究并为其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或者，政府不可能将治安、税收、国防、外交的主导权放给市场和社会。

网络治理毫无疑问是多元主体的治理，各种虚拟网络社会有着强大的自组织能力，以及网络伦理和交往规范的创造功能。但即便如此，它们仍然对政府发挥相当积极的限制功效。

2017年，《行政诉讼法》再次修改，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得以确立，这是监督和促进政府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积极负责的重要举措。在此背景下，能源、环境、粮食和资源短缺、食品安全、难民、毒品、核扩散、国际恐怖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经济危机、体育兴奋剂以及深海、极地和太空开发，都不是一个主权国家可以独立应对的问题，而需要国内政府机构以及各种形态的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公私混合组织甚至行使特别重要的跨国治理职能的私人规制机构的共同努力。

而最能体现和打造有限政府的，当属有关处罚、许可、强制设定的规则。这就是在受案范围一章中，行政机关侵犯法律规定的经营自主权的和行政机关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的，皆明确列入可诉的行为范围。

不过，如果法律不仅仅是可由法院或准司法机构用以裁判纠纷的规范，而且还包括更多无须或无法司法适用，但实际指挥或影响人们行动的准则，那么，行政法的效率原则可以看成是后一类法律。行政法一般原则在学说上的发展，最终获得了一个标志性突破。其二，更加公正的司法和复议，前者牵连并依赖于整个司法改革，后者关乎复议的基本定位调整和制度重构。这个原则的适用已经具体转化为判断行政行为是否符合行政诉讼法确立的一系列标准，即证据充分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在法定职权范围内，符合法定程序，履行法定职责等。

现在的问题就是该如何让预想成为现实，让监察部门真正有效但又符合法治原则和要求地发挥其反腐之作用，显示其比宪制改革前更大的效果。政府行为引发争议，不仅可被法院、复议机关审查，若其确实违法且导致人民权益受损，则国家必须对受害人予以赔偿。

只是，这种法律依据必须是双重的，仅有《民事诉讼法（试行）》是不够的，还需要另外单行的立法。2004年，国务院颁发的前文提及的重要法律文件《依法行政纲要》，将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列为依法行政基本要求。

它的落实必然意味着政府作用边界的厘定。若要让公众参与不至于沦为民主假象，除了需要针对不同情境设计具体化的公众参与制度，更为关键的是： 第一，行政机关收集的公众意见应当全部公开。